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元被逐渐炒至7582万元，甚至1.3121亿，骤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风捉影者称：“抗震救灾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费”。各种猜测一时风起，从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一直蔓延到毛泽东的财产来源、家庭开支。

这些不实说法传到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们义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来讲话，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太对不起主席了！”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简出的老人，决定一起出面，“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吴连登，给毛主席管家12年

在北京南长街，离故宫西门不远，有一个名叫“泽园酒家”的餐厅，其名字是为纪念毛泽东曾居住生活过的丰泽园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泽园酒家”规模不大，挂满了毛主席的珍贵历史照片，这里更像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型纪念馆，每逢毛泽东诞辰，毛主席的亲属都会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此，一起追思。

见到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便是在“泽园”。从1964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吴连登算是较为年轻的一位，也是“保养”得最好的一位。他说自己68岁，但说他48岁也有人相信。人们猜测，吴老是在毛主席身边学到了“养生秘籍”，他也不否认，还笑称，“是学了那么点”。

吴连登告诉记者，关于毛主席遗产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毛主席不够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也常找我，让我给他们谈毛主席的生活。他们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对主席的生活，知道得还是不够。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个“常年为地主当长工”的穷苦家庭。很多人好奇，这个和毛泽东远隔万里的穷小子，为何能走进中南海，走进毛家？他又凭什么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财政大权？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便在盐城农机厂当杂工。不久，他考入盐城地委招待所，成为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开始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吴连登所在的盐城只有一个名额。领导挑遍了7个县城，最后注意到了吴连登，开始默默观察他。“突然有一天，领导把我叫进去，告诉我被选中去北京当服务员。北京在哪里？有多远？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吴连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来到如此繁华的首都，吴连登“傻了”。他还没有回过神，严格的训练开始了：“现在的服务员和我们没法比。我们一个托盘里要放菜盘、汤盆和各种酒，我们要端着跑，如果掉下来，你就不能进餐厅服务。”不仅如此，吴连登还要学习各种知识，“了解每位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要手勤眼快，能从领导细微的表情动作中，体会到他们的需求。”

吴连登哪曾想，刚刚熟悉了人民大会堂的环境，他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要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他们在我们那里守了几天，看每个人的资料，从周边了解情况，暗中观察领导在与不在时，每个人的表现有无差别。”

吴连登又被选中了，他永远忘不了走进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进入中南海的吴连登“热血沸腾，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没见过”。“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况、每位首长的情况、首长夫人和孩子的情况、每个活动场所的岗哨情况

用很短的时间，全部熟悉，全背下来。”

不久，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天，毛主席来后，吴连登被派去给毛主席上茶。平常业务熟练的他，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此后的3年，毛主席接见外宾、开会，吴连登服务过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没有问过他一句话。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吴连登有点发愣，不敢相信。“见到主席，他坚持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有些惶恐，又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说：‘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主席仓库里的“宝贝”

来到毛主席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的仓库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泪。很多东西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袄，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

还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裤。他进城后身体发胖不能穿了，就让我们想办法拿到毛衣厂去加边改肥。连他在延安时期剩的毛衣线头、补衣服的补丁，两个大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我们不敢扔掉哪怕一点，后来给主席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就从这里翻着用。”

吴连登还记得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最多打过73个补丁。“补丁用的全是旧毛巾。连袜子也补。我们补的针脚大，就动员主席买新的，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遗物。当看到他的衣服时，我忍不住哭了，都是旧的，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吴连登在毛主席家的仓库里，既没有看到值钱的用品，也没有发现一件礼品，更别说金银首饰了。

“丰泽园的院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得厉害。有一次，工作人员没跟主席说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气：‘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火柴盒这边划完了，再划那边。开始我们把旧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换成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去买散装的火柴放到里面，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记着人民，直到70多岁生病时，还派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吴连登给毛主席收拾房间，一般都在晚上九、十点钟。“主席只有到这时候，才出屋换换空气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这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吴连登最费心的，就是收拾床铺。“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办公室。他的床上堆满了书，有的夹着纸条，有的翻在某一页，横放、竖放的都有。一定要记住，无论换床单还是擦灰，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变，绝对要保持原样。绝不能出现因为做了清理，而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有时到外地出差，吴连登要把主席带的书打包，但吴连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摆放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这就是吴连登的本事。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给毛主席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工资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茶，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给他们一杯2角钱。”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还不如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出差和加班还有补贴，但是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吴连登有时也很为难，“我们去外地出差，人们认为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是过后我都会去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主席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帐，下面的人谁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江青的工资，也由吴连登管理。“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她的个人花销由她自己负担。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然后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都要详细记录。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每个月要签字，定期给主席看。”

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自己不摸钱，毫不夸张地告诉你，甚至有一次，她让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币给她，我们国家哪里发行过这种钱？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购置一些东西。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这个在毛主席家里是没有的，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当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喷在头发上有泡沫那种，非常难买，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每次都是我去。”

吴连登记得，江青喜欢京剧，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块钱。”

10块金表和31.5公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主席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吴连登和毛主席的礼品对账，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时进行。“我按惯例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一般吃的东西主席就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但没有一次是给李敏、李讷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从没有一个孩子要过。”

吴连登说，1945年以前，毛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发现了。“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接受，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礼品库借了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等表修好了再还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吴连登还记得，几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也没法退，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一点不留，全部送走。”于是，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10多后的1975年，吴连登看到年迈的毛主席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了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瞒着毛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期间，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为了节约开支，毛主席的饭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们分开的。“主席有个小灶，他对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全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吴连登感慨，当毛泽东的子女很难，“主席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每周末吃饭，孩子们要和爸爸交流读书心得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

“ 毛主席还教育孩子，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同事，都要叫叔叔阿姨。李讷比我大，但现在还叫我叔叔，我说快别叫了。她坚持说，‘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不能变。’”

毛主席的两难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主席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全装着各种事情。”按照护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药后，吴连登都要给主席准备一餐，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依旧在工作，毫无睡意。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有时用三回都不管用。”

让吴连登惊讶的是，后来护士给毛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特效药物“水化氯醛”，毛主席靠它入睡。一次去武汉开会，累得几天没合眼的吴连登，将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安眠药喝了下去，“我当时立刻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要是用主席那么大的量，估计再也醒不过来了，可见主席的工作强度。”

为了避免等候时间长，饭菜变凉，吴连登专门订做了瓷碗。“后来有人传言，说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吴连登说，主席的胃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就要以素食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这是每餐必备的。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心里就有谱了，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因为主席不允许剩菜，做的不可口浪费了，决不允许。”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一年四季不断。”

吴连登说，毛主席喜欢吃鱼头，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他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但剩下的鱼身子，却不能留下给孩子们吃，要再去卖给食堂。我还要用卖来的钱，给主席购置其他的蔬菜。家里就是这么紧张，一点不假。”吴连登说主席从没有补过钙，但他有个好习惯，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这可能也是主席长寿的秘诀。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吴连登介绍，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从这之后，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

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毛泽东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他们最了解毛主席稿费和经济状况。汪东兴同志已92岁高龄，郑长秋同志也是82岁高龄，二老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惊人，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频频出来澄清，吴连登特意将二位老人的意见收集整理，一一向记者转述。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

吴连登拜访汪东兴时，汪老正在为此事愤愤不平，“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要说话！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主席的稿费高达1. 3亿多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就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

但让记者疑惑的是，有些媒体报道不仅对毛泽东的稿费数量有精确计算，还详细罗列了得出此数据的依据。有篇报道称：“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建议：《毛泽东选集》(1—4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选》稿酬每本2分5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3分……”

汪东兴说：“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完全在胡说八道，乱写。”

吴连登也向记者证实：“毛主席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我们比他自己还清楚。‘文革’时主席没有稿费。不过在国际上，主席的稿费确实是有的。那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主席都让办公厅转汇回去了，没有留，都是东兴主任经办。”

据汪东兴说：“不要说什么毛主席有‘亿元稿费’，就是那一百多万，他老人家都觉得太多了，还责怪过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问我：‘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我说，‘不是我搞多了，是每年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

有媒体称：“1976年12月底，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对此，汪东兴肯定地回答：“毛主席稿费存放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毛主席的稿费存放的地方，事实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汪东兴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我问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给他们一定报酬，可以自已养活自已。’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费。”

吴连登拿出了他收集的报道资料，念给汪老听：“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这些事情我不会乱编的，你们可以到特会室查嘛！”

吴连登继续读：“还有刊物报道，江青通过您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拿走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毛主席还先后两次提取存款，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 5万元是给他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汪东兴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没有这回事。毛主席的稿费里根本就没有美元。别说我拿了毛主席4万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没有！我绝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犯错误！”

原中办特会室财务郑长秋

为取主席稿费，被软禁两小时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吴连登告诉记者，“郑老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吴连登来到了郑长秋同志家。郑老听说毛主席的稿费被炒至上亿元，非常惊讶。“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郑长秋还记得，1976年10月初，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去看望同志们。“他当时还嘱咐，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郑长秋证实：“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容来取的。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他们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来京看病，偶尔主席工资不够，就从他的稿费中支取。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主席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郑长秋还记得：“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吴连登也知道郑长秋谈到的这一事实：“那4个8000元，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生活非常困难。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就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

当时，这笔钱还是由吴连登负责转送的。“我没有将这8000元一次性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我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郑长秋说，江青为了取走那8000元，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来取8000元特用金，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决定和张玉凤一道去银行取。”

在西单北边的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穿军装的张玉凤，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但还是从容地应付着：“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啊，你们稍坐，我去去就来。”他立即向银行领导做了汇报：“郑同志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次却带了位女同事。”领导下令先稳住两人。工作人员出来表示歉意：“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说着，他把郑长秋和张玉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紧接着，银行领导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在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采访中，吴连登多次向记者强调，“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